但是，道德与法律的这种自洽，道德对法律的这种介入，是作为一种善的期许来表现的，我把它称之为法律的道德愿景，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在实际的操作中，往往给法律带来负面的影响。

英卡与其合作者的结论是，现有的权利体系在规范上不足以回应神经技术提出的新问题。读取、分析、控制干预我们心理过程，从而威胁上述权利的技术不只是神经技术，更多地来自应用了神经技术的理论和方法的更广泛的数字技术。

甚至，一批在美国工作的华裔科学家团队还做到了解码一个人在观看电影或动态图像时感知到的物体类别。比如，他们热衷于引用法官在2003年多伊诉印第安纳州拉斐特城（Doe v. City of Lafayette，Indiana，2003）的判决书所指出的第一修正案赋予思想自由的权利。前者以当下商业化的元宇宙应用场景为主。但前瞻性立法的前提是，对某项技术发展的预测有足够的确定性。此外，还有很多法律实务者，不经理论证立便将认知自由直接认定为一种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即保障个人对其心灵主权的基本人权，并进一步在国际范围内推进相关的立法。

神经权利保护基于一个仍然在持续发展中的神经技术，且保护的对象是主体的一部分（即人脑，而非人的身体的全部），是一种典型的笛卡尔谬误。当然，我们确实需要避免权利通胀，即将道德上可取的一切都贴上权利标签反而会导致权利的贬值，导致权利规范性力量的缺失，因此应该避免新权利的不合理扩散，将权利稀释为纯粹的道德欲望或纯粹的修辞要求。法律是一种针对不特定多数人的规则，法律倾向于将所有人进行同质化裁剪后再赋予相同的权利义务。

难以突破的双系抚育人类社会的家庭模式在演变中必然走向一夫一妻，对伴侣的排他性占有是情感发展的自然结果，三体世界那种无爱社会、无性生育的阶段在短时期内是难以实现的。单身女性生育权并不是所有女性都能够同等获得的普遍权利，更像是少数女性的特权，无论是单身女性生育权的思想和观念，还是生育之后的养育的物质压力，都要求女性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对于大多数普通女性而言，这显然很难实现。无论上述何种情形，都可能带来社会不平等。此番讨论的直接目标在于通过赋予单身女性生育权以回应部分女性的生育诉求，并以此部分地缓解我国的人口压力——尽管影响可能不大但是总归是有助于人口增长。

其实，生育权主体在近代以来已经发生了一次被接受的转变，那就是从封建时代作为家族权利的生育，转变为作为夫妻自由的生育，这种转变是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也成为了全世界的普遍原则。我国《刑法》虽然已经将婚内出轨去罪化（破坏军婚罪除外），但是在婚姻立法中，一方出轨是离婚时财产分配的重要考虑因素。

其一，大多数研究都为单身女性生育权设定了条件和门槛，这集中在女性的经济能力上，而只要有门槛必然会导致部分人被排除在外。我国《宪法》和《民法典》保护的不仅仅是女性的权利，更要保护家庭、子女的权利。他本人也在多个场合表示，因为自己的成长经历，他更为注意为他的孩子玛利亚和萨莎塑造温馨的家庭环境。但是从社会经济条件出发，年轻但无经济基础的女性恰恰不能获得这种权利，符合这些经济条件的很可能是较为年长的女性，单身女性生育权就成为年轻女性需要努力奋斗来证明自己能够享有它的资格。

我国宪法保护的从来就不仅仅是个体的权利，也强调家庭的权利，涉及婚姻、亲子关系的《宪法》第49条从来不是个人权利条款，作为关系型权利的家庭权指向的不是个人的权利，而是整体的权利。因此，对单身女性生育权的理解，还必须要回到对家庭的理解之中，也即应该追问家庭还是不是未来人类社会的基石？家庭的地位如何理解尽管近代以来西方逐步走向个人主义，在生育问题上也从个人隐私权的角度去理解避孕和堕胎问题，如美国宪法史上著名的格里斯沃德诉康涅狄格州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即从个人隐私权的角度去理解夫妻之间的生育问题，这意味着传统的个人权利范式对二战后美国政府干预范式的重塑。应该看到，现实中的很多社会职能都是在家庭中完成和消化的，青年人走向婚姻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父辈支持，如彩礼、购房、育儿等，家庭连带的中国社会结构依然坚固。今天我国法律对家庭的重视不仅源于传统，更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家庭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从个人到国家的正当性传递中，家庭的地位尤其突出。

但美国法律依旧将生育视为夫妻双方共同的事情，而非极端地将这种权利完全归属于个人。也包括恋爱关系中的女性怀孕后，由于各种原因女方（被迫）选择单独生育和养育子女。

第一，取消了婚姻和家庭的限制，不必然提升生育率，反而有可能导致生育率的下降。对此，笔者曾指出，出于保护家庭或子女权益的考虑也会对女性的自由权施加限制，这不仅是所有权利研究中的常态，为我国宪法法律所认可，也为我国的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政策所认可。

其实，早在20年前，学术界已经有人关注到单身女性生育权议题，支持者的观点是，生育是成年女性的基本权利——无论结婚与否，法律应该保障单身女性的生育权，避免婚姻对生育权形成某种限制。换句话说，所有的讨论者都知道单身女性生育权背后的难题是养育与代际关系问题，都意识到单身女性生育权最终会引发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真正的法学研究不仅应有法条研究，还应该有向上向下的两条通道——向上需要联结政治学，向下则必须联结社会学和人类学。就典型意义上的单身女性生育权而言，权利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或要不要权利，而在于行使权利的能力。比如，我国《民法典》第1082条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者终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但是，将这种保护推广至单身女性生育权，中间经历了重大的逻辑跳跃，可能会带来许多难以预期的后果。

我国的单亲家庭在子女教育上往往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要么过于溺爱孩子，要么完全忽略孩子，缺乏安全感的单亲家庭孩子很容易走向人生歧途。当然，不能仅仅因为单身女性生育权有悖于子女的权利，就必然限制女性的这种权利。

忽略单身女性生育权的社会经济维度而空谈权利不仅虚假（性别平等只有在安排好家务负担、托育等具体事项后才能实现），而且伪善（以人权的名义地排斥沉默的大多数）。这种剥削最终也会转化为地域问题，如经济发达省市对经济落后省市及城市对农村年轻女性的虹吸效应，这会进一步加重我国农村的光棍难题，也会附带地进一步给我国的彩礼问题火上浇油。

其二，可能会有人以爱情至上作为支持此种单身女性生育的理由，毕竟法律没有限制单身女性恋爱的对象。不管是霍布斯的利维坦还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都没有家庭的影子，反对父权制更是洛克理论的基础。

没有家庭的生育似乎成为解决人口问题的一条可行路径，并获得了不少人的支持。另一方面，女性为了获得行使这种权利的可能，可能会陷入自我内卷之中，使得女性在证明自己能力的时候又多出一项考核要求，即是否有资格有能力单独养育，从而侵害多数女性的权利。家庭是重构而非被彻底摒弃的对象，保护家庭成为限制个人自由权的正当理由，特别是以照顾幼弱为理由限制父母权利，从而体现出家庭的价值。特别是如前文所述，一般而言年长女性的经济条件较好，更有可能符合单身生育的各项条件要求，年轻的女性却不具备这样的经济条件。

每一条政策法规的建议必须尊重政治，才能契合政法体制。一旦这种权利被放开，单身女性的生育为法律认可和社会接受，这些女性自然也只能单独生育并独自抚养子女——尽管可能会得到男性经济上的扶持。

2023年我国一些地方的新政即很好地体现了这一逻辑。如果从生育考虑的话，应该关注女性的年纪和身体健康程度，但现有讨论大都集中于女性的知识水平、经济能力——这些条件的出发点不是生育，而是养育。

准确地说，人只是在整体和总体上被当作人口，作为构成要素的人的生成是生物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过程，在任何国家我们人民的形成都是历史和政治的过程。各种研究证明，单亲家庭中的孩子比完整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存在性格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对单身女性生育权的评价必须要结合社会变迁本身，即当今社会发展趋势是走向个人主义，还是会坚守家庭主义？如果彻底的个人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那么单身女性生育权也将是必然。子不教父之过，养育和教育才是为人父母最大的负担，在内卷化的今天，若承认单身女性生育权，养育和教育负担必定会越来越压向这些单身母亲。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每个人在社会成长过程中必须学会理解性别，而包含男女结构的家庭是将性别教育内化的最有经济效益的组织。其一，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是人类社会文明的象征，但同时情感是靠不住的，就如苏力引用尼采没有任何制度有可能建立在爱之上的话，来证明婚姻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出来限制人类，特别是限制男性见异思迁的机制。

因此，中国人一方面认为混血儿是非常好的——这与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交流交融的历史有关，只要是婚姻之内的生育就是能够被接受的，而跨越民族的婚姻更是被鼓励的，通婚是中华大一统的重要社会维度。从生育角度出发，年轻女性自然而然有这种资格。

近几年，婚姻、家庭、生育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一方面，这个议题是少数人的专利，对大部分人来说影响不大，这也表明了这个主张缺乏足够的社会关注度。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逐步迈向高流动社会，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形成了大量的空巢家庭留守儿童。在一些跟踪观察和比较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了留守儿童群体的结婚意愿和生育愿望较低。